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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表现唐太宗怎样的思想

发布时间:2019-07-08 18:50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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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是说统治者如船,老百姓如水,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,也能将船推翻吞没,沉于水中。表示事物用之得当则有利,反之必有弊害。

  表现唐太宗对人民力量的重视,体现了他重视君民关系的治国思想。唐太宗李世民提出“民为邦本”的传统指导思想。

  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大臣们说:“凡事皆须务本,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。”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“民为邦本”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,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导致了在百废待举、民生凋敝几近废墟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奇迹,打开了政治、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。

  唐太宗经常组织群臣讨论隋亡的原因,他善于纳谏,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亡隋的教训。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水也,水能载舟,水能覆舟。”本是荀子的名言,由于太宗经历了隋朝覆舟之变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了唐太宗口头禅,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唐太宗的名言而忘记了荀子的“版权所有”。(其实荀子也引自“传”,也不是最初的版权所有者)不过也正是这种畏民之心,才使他不得不去重视“民为邦本”。

  唐太宗“民为邦本”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。当时的抚民主要是抚农民,静民主要是安静农民和农业生产。

  他们通过推行均田,奖励垦荒,改革赋税、轻徭薄赋,劝课农桑,不违农时,增殖人口、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修养生息,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,从而保护和发展了人民的根本利益。

 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,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,新设弘文馆,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。李世民知人善任,用人唯贤,不问出身,初期延揽房玄龄、杜如晦,后期任用长孙无忌、杨师道、褚遂良等,皆为忠直廉洁之士.

 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。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,特设政事堂,以利合议问政,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;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,分全国为十个监区(道)。此外,行府兵制,寓兵于农;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。

 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,即位后尽力求言,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,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。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,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,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、下不了台的状况。又如王圭、马周、孙伏伽、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。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,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,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,但是大致上仍克制、保有纳言的风范。

  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表现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,所谓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、官本而言的,其实两者是对立统一的,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、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,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、贵民、安民、恤民、爱民等。

  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的意思:统治者如船,老百姓如水,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,也能将船推翻吞没,沉于水中。表示事物用之得当则有利,反之必有弊害。唐太宗也在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基础上,实行了开明、和平、友好的民族政策。其表现为:

  唐太宗派兵攻打东突厥,俘其首领颉利可汗,不杀反而给予优待;在东突厥设立都督府,任命突厥贵族为都督,管理突厥各部;设安西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、阿姆河流域的西域地区;派大臣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成亲。

  武则天设立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,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东、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。

  唐太宗“民为邦本”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。当时的抚民主要是抚农民,静民主要是安静农民和农业生产。他们通过推行均田,奖励垦荒,改革赋税、轻徭薄赋,劝课农桑,不违农时,增殖人口、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修养生息,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,从而保护和发展了人民的根本利益;在经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,强盛了国力,在不太长的时间内,实现了贞观之治。

  从谏如流,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,即位后尽力求言,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,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。

 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,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,耕作有时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重视农业,减轻农民赋税劳役。“戒奢从简”,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;革除“民少吏多”的弊政,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。

  李世民在位期间,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,对内以文治天下,虚心纳谏,厉行节约,劝课农桑,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,国泰民安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。

  李世民在位期间,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,对内以文治天下,虚心纳谏,厉行节约,劝课农桑,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,国泰民安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。

  对外开疆拓土,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,征服高昌、龟兹、吐谷浑,重创高句丽,设立安西四镇,各民族融洽相处,被各族人民尊称为“天可汗”,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。

  在初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执政者那里,“民为邦本”的传统已经化为用明确概念提了出来的指导思想。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大臣们说:“凡事皆须务本,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入务农篇)这环环紧扣的“三为本”的思想,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“民为邦本”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,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导致了在百废待举、民生凋敝几近废墟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奇迹,打开了政治、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。

  初唐执政者首先是畏民。唐是在亡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他们亲眼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,亲身感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。唐太宗经常组织群臣讨论隋亡的原因,他善于纳谏,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亡隋的教训。唐太宗曾准备修建乾元殿,大臣张元素以乾元本隋初建,乾元毕工,隋朝解体相谏,使太宗猛省。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水也,水能载舟,水能覆舟。”本是荀子的名言,由于太宗经历了隋朝覆舟之变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了唐太宗口头禅,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唐太宗的名言而忘记了荀子的“版权所有”。(其实荀子也引自“传”,也不是最初的版权所有者)不过也正是这种畏民之心,才使他不得不去重视“民为邦本”。

  其次是静民。唐太宗“民为邦本”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。当时的抚民主要是抚农民,静民主要是安静农民和农业生产。他们通过推行均田,奖励垦荒,改革赋税、轻徭薄赋,劝课农桑,不违农时,增殖人口、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修养生息,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,从而保护和发展了人民的根本利益;在经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,强盛了国力,在不太长的时间内,实现了贞观之治。史学家杜佑说:“自贞观以后,太宗励精为理,至八、九年频至丰稔,米斗四五钱,马牛布野,……。至十五年,米每斗值两钱。”(《通典》卷七)粮价从原先斗米匹绢的价格,跌至斗米四五钱,再跌至斗米两钱,这确是难得的治世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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